中国网财经8月8日讯(记者 王金瑞)近日，山西农村商业联合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西农商联合银行”)、河南农村商业联合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南农商联合银行”)、辽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辽宁农商银行”)三家银行获批筹建。

业内专家表示，农信社改革仍然要坚持“因地制宜、一省一策”原则。改革模式和方案并无优劣之分，地方政府应从实际情况和地方财力出发，选择适合本省的改革模式。在改革中，不同地方改革的重点和次序应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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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家银行获批筹建

8月7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布批复显示，同意筹建山西农商联合银行。8月4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布两则批复显示，同意筹建河南农商联合银行；同意沈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北票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等30家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以新设合并方式组建辽宁农商银行。

上述批复要求，筹建工作小组应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要求办理筹建事宜，自批复之日起6个月内完成筹建工作。筹建期间接受辖内监管局的监督指导。筹建工作完成后，应按照有关规定和程序向辖内监管局提出开业申请。

值得关注的是，河南农商联合银行主要通过省政府注资、引入合格社会资本等方式进行，然后“省参市、市参县”，将原来“自下而上入股”改为“自上而下逐级参股控股”，县域法人地位仍保持不变，省辖市城区机构实施整合，理顺此前不顺畅的股权关系和上下法理关系，构建起现代化银行体制机制和治理结构。

2022年4月，原银保监会核准同意浙江农村商业联合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农商联合银行”)开业，成为全国深化农信社改革的“第一单”。公开资料显示，浙江农商联合银行在浙江省农信联社基础上组建，注册资本50.25亿元。

记者注意到，2023年以来，农信社改革步伐进一步加快，多地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农信社改革。甘肃省提出：“有序推进高风险机构化险，稳妥推进农信社改革，组建甘肃农商联合银行。”四川省指出：“深化农信系统改革，完成省级农商行组建。”

2023年5月24日，海南省农信社网站发布公告，海南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海口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等共20家机构先后审议通过了以新设合并方式组建海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有关事项的决议，启动组建海南农村商业银行工作。

记者梳理发现，辽宁省、海南省、四川省选择组建统一法人的省级农商行，浙江省、河南省、山西省、甘肃省则选择筹建农商联合银行。

“农信社改革仍然要坚持‘因地制宜、一省一策’原则。”招联首席研究员、复旦大学金融研究院兼职研究员董希淼接受中国网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即便是农商联合银行模式，各地实施情况也不一样。比如，虽然河南农商联合银行与浙江农商联合银行都叫联合银行，但浙江农商联合银行是“自下而上”的模式，而河南农商联合银行是“自上而下”的模式，股权关系完全相反。

积极探索符合各地实际的改革模式

农村信用社法人机构数量占我国银行业法人机构近一半，是我国农村金融的主力军。2022年12月，中国银行业协会发布的《全国农村中小银行机构行业发展报告(2022)》指出，深化省联社改革成为新一轮农村金融改革的重点，相关机构要按照因地制宜、“一省一策”、分类推进的原则，积极探索符合各地实际的改革模式。

“新形势下，省联社已经难以满足成员机构对其服务能力的新要求。”董希淼表示，对于今后省联社改革的方向和模式，目前讨论较多的有四种：一是成立统一法人的省级农商银行，二是转型为金融服务公司，三是改制为农商银行控股公司，四是组建省级农商联合银行。

不同改革方向和模式有何特点？董希淼进一步解释称，统一法人的省级农商行模式有助于集中配置资源，提升经营管理合力和执行力，打造品牌形象，形成规模优势。在部分经营区域较小、机构数量不多的省区，这种模式仍有借鉴意义。另外，将省联社改制成为省级农商联合银行，在保持两级法人地位不变的同时，申请业务资质和牌照，增强服务内容和能力，是相对优化的一种模式。

在董希淼看来，将省联社转型为金融服务公司，有助于提升对农信机构的专业化服务，推动农信机构自主经营。但由此弱化行业管理职能，服务职能将难以落实，更不利于小法人机构“小而不倒”。此外，将省联社改制为农商银行控股公司，由控股公司参股农信机构，是改革最彻底的一种模式，既解决了产权和控制权关系的悖论，理顺公司治理机制，也不动摇县域法人地位。但此模式需要有合格的发起股东及资本金，实际操作难度较大。

邮储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我国农信社改制最早在浙江落地，各地也在结合本地实际情况探索不同的改制模式，省级农商银行的改革模式更彻底，改革后为统一法人，改革难度较大、成本也相对较高。省联社改制成为省级农商联合银行，联合银行由全省农信法人机构入股组成，地方农信社依然保留独立法人资格，改革成本相对较低，也易于推进实施。

“改革模式和方案并无优劣之分，地方政府应从实际情况和地方财力出发，选择适合本省的改革模式。在改革中，不同地方改革的重点和次序应有所不同。比如，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应将化解农信社风险放在首位，而不是急于进行省联社体制改革。”董希淼称。